本期讲师：

本月走上问津讲坛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静。一位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的史学女博士。以近代华北城市史为研究方向的王静，主持过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一个新崛起的城市中间阶层——近代天津律师群体研究》。还参与过多个重点课题的研究，在众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。才华横溢的女博士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“律政往事”呢？

很多人特别喜欢看法治类的电视剧，除了能学到点儿法律知识，其吸引力还在于各种破案和庭审场面的紧张刺激。在这类影视剧里，律师的角色往往让观众印象很深。他们凭借着专业的知识功底，较强的逻辑能力和清晰有力的表达，代表当事人据理力争，向法庭主张权利，这是律师的专业形象。律师这个职业有着悠久的“行业历史”，律师们的生存状态和职业发展也反映了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。本月的问津讲坛，要讲的是在近代社会变迁中，天津律师公会的作用。听专家说说，民国时期，天津那些大律师们的传奇。

律师当年是自由职业者

王静博士先要告诉大家，民国时期，包括律师、医师、会计师、工程师、审计师、记者等，都是自由职业者。这些职业需要通过专门的考试，取得资格后才能从业。这些职业群体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的转型而出现的。虽然是自由职业者，却也有行业同仁们的组织。1912年9月，中华民国司法部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颁布《律师暂行章程》，正式确立了民国律师制度，并规定在设有审判厅或法院的地方组建无级别律师公会，律师执业必须首先加入律师公会。之后，律师公会作为一个代表律师权利的职业组织开始发挥作用，旨在保护律师的利益，以及规范律师执业，促进天津律师行业发展等方面，律师公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与专家面对面：

民国时的律师们做了不少大事情

新报记者：律师这个职业应该是自古有之，在近代中国，特别是在天津，这个职业是如何发展的呢？

王静：1901年清政府下诏变法，在西方实行已达数百年的律师制度也正式进入清廷立法者的视野。1906年3月，由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两人主持拟订的《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》完成，对律师制度作出了规定。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北洋政府司法部于1912年9月颁布了《律师暂行章程》，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律师的合法地位，标志着民国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。

就天津而言，其政治经济背景也为律师这一职业的出现提供了成长的环境。进入20世纪以后，天津作为华北商务荟萃之地，纠纷较多，不仅华人之间纠纷增多，华洋诉讼也日渐增多，内容广涉借贷、买卖、地产、商标、损害赔偿、侵占公司借款、伪造货币或印章文件、诈骗钱财等方面，以致当时商会因无力延请外籍律师翻译而专门奏请洋务局，允许商会移请翻译，偕同律师会审。再者，袁世凯在天津施行北洋新政，司法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，这也为律师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。

新报记者：在民国时期，都是哪些人在从事律师职业呢？

王静：从律师公会的会员情况上看，大体上具有以下特征：会员主要以30～49岁的中青年律师为主。从籍贯上看，这些在天津执业的律师大部分来自河北（包括北京和天津），其中天津本地人所占比例为12％。其次是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山东等地，另外还有外籍律师。在性别方面以男性为主，执业女律师可谓是凤毛麟角。直到30年代，个别女律师才开始活跃在天津律师界的舞台，其中马荃是天津执业最久的女律师，193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学院即进入平津律师界。新知识背景在律师执业中有重要的作用。以1935年为例，在609名律师中43名有留学海外的经历，其中留日生共有31人，其他还有留学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苏联和美国的共计12人，活跃在天津律师界的律师大部分毕业于国内公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国内大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天津律师的资格取得不仅看重学历，而且也看重任职经历。使得从业者不仅有良好的学校专业教育，而且还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对司法诉讼程序的体验，而这有助于律师整体素质的提升。

新报记者：律师公会具备哪些功能？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，有哪些经典的事例？

王静：作为一个职业组织团体，律师公会与其他职业团体有着相似的管理职能，但是，由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，律师公会与其他职业组织又有着明显的不同，而这个不同恰恰体现了律师公会的作用。

这个组织的作用主要包括：

协助功能——协助所属会员执行好职务，并帮助他们解决在法律事务中所遇到的困扰，树立律师正面形象。比如1933年6月15日，《益世报》对律师名誉污名风波即为其中一例。该报语林栏目刊载某篇文章，认为“律师所操之职业，只管取钱……越是阔的律师越该杀”。文章一出，天津律师公会一面对报纸提起诉讼，同时号召所有律师不得订阅该报，不得在该报登载广告，对该报进行经济制裁。这对树立天津律师形象无疑具有强大的助推力量。

此外，律师公会还要解释法律条文，协助会员开展业务。承担调解职能。调解本行业的矛盾，并妥善地予以解决。律师在办案过程中，除了同行之间常有矛盾之外，他们还经常与司法部门产生摩擦，这也需要律师公会出面予以调解及支持。因为律师在从事诉讼业务中主要面对的是政府的执法部门，甚至面对的是与政府司法机构的对抗，因此个体力量在这种冲突中往往处于劣势，因此公会调解和支持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律师公会的监督职能也至关重要。其中对黑律师的监督与查禁，非律师公会出面不可。为了惩戒黑律师，律师公会首先成立黑律师临时调查组，查出了200多名黑律师。为杜绝律师与招词揽讼之人相勾结，律师公会申请对揽讼之人进行地域上的限制。公会在行使监督职能中，反对律师职业的商业化。当时，有一名叫李景光的会员，登报招揽、发行彩票，承诺价格低廉、包赢一切官司，而这严重违反了律师广告规定，所以，公会勒令其退会。

律师公会还担负着沟通职能。一方面上情下达，将司法部门的相关法令和要求通过公会传达到各个会员，另一方面则是下情上达，把律师们的要求传递给司法部门。

新报记者：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律师公会做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？

王静：抗战爆发后，选择留在沦陷区的民众面临着抵抗与否的抉择，其中亦包括律师。在生存与道德的夹缝下，大多数律师以法律为手段，在与日伪政府“妥协合作”的过程中以保障民权为己任，体现了沦陷区律师的凝聚力和民族气节。有的律师“以律师职业掩护地下工作，虽名为律师暗便为地下工作”的积极抗战者，像胡毓枫律师经常与法商学院校进步青年接头，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，而且以律师身份作掩护，到津北王庄、双口、渔坝口等地宣传抗日救亡。最后被人投毒害死，年仅40岁。

天津律师公会也利用其社会影响力营救被捕会员。早在1931年天津事变后，天津律师公会会址就被日兵占用，并以武力胁迫众会员和职员离开公会。诬蔑公会“藏匿二十九军”，并捆绑拘押雇员夫役若干人。在会长李洪岳和公会多方运作下，被押雇员才得以最终释放。

天津律师公会透过言论、行动与制度的力量，为律师这个新的职业进行定位；并在争夺对律师制度的主导权与管辖权中，逐步确立了他们在新的政治、社会结构中的位置。新报记者任悦李海燕